之前的一篇日志被隐去，原因是“由于某些原因”。哪天或许突然被关进监狱，接到“上面”通知：由于某些原因，你已被捕。“某些原因”其实是众所周知的，但“上面”不能说明白了。最近坐地铁，听到广播里一遍遍说：“列车在北京站经过不停车。”为什么不停车，没说。顶多加上一句“接上级命令”。那好，你不说，我也不说。我不发表意见，陈述事实总可以吧。以前修5号线的时候就说，由于XX站施工，列车在XX站经过不停车。现在不说了，为什么不说，我还是不知道。那么我就开始猜测，我想我至少还有权力猜测。猜的人多了，“谣言”就出来了。于是，“上面”就开始“辟谣”。这一辟谣不要紧，本来不知道这事的人也知道了，于是民众就开始议论，说什么的都有，最后就成了一个“事件”。——上面就是这样，这也才叫上面。

海淀某公寓楼一角。手机摄于2008年6月11日。

至今仍未明白，在此种情况下，语言和行为，究竟哪一个更不文明。——倘若此处的语言更富于不文明的意义，那么在汶川地震灾难中，是中国的贪官和豆腐渣工程可恨，还是美国的因翻译水平问题被中国媒体曲解的莎朗·斯通更能激起我们的“民愤”？抑或是那些没有任何行动却只会在一旁操着我们民族的“语言”（比如将其先奸后杀之类的脏话。其实，早在看《本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将其意淫了不下百遍）——意在证明自己有多爱国——对别人指指点点甚至煽风点火的人才真正是可耻的？

面对自然界的灾难，我们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的确可以振奋人心。比如这次的“5·12”四川特大地震，促成了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局面——这种巨大的凝聚力是领袖崇拜以来任何个人或主义所无法缔造的。灾难——正如文明——的二律背反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大治之前必有大难，大难必然导致大治。正所谓：多难兴邦。对于我们国家与民族目前的处境，在沉痛哀悼、重建家园的同时，我们更多地不是坚信人定胜天，或人类永远不可战胜，而是重新找回一种信仰，并且坚信，在这种信仰的庇佑下，宿命也可以是一种坚持，一种积极的对抗。——也许，灵魂的救赎才是头等的大事。

先讨论什么是至善。我并非是说，可以给至善下一个定义，或制订一系列标准，你首先必须认同这一前提，才有可能相信我的结论。比如我要论证我是一个好人，就必须使用好人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由我来定的，而应当是公理，或至少是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然而，事实上我们往往违背常理，在逻辑上犯这样一个低级的错误：把自己所认定的标准等同于公理，把个人意愿等同于社会的公德心，在这个前提下编织出一整套理论，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如此一来，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人的标准，每个人也理所当然地认定自己是个好人。那么，十恶不赦的人就很有可能永远不知悔改，即使死到临头，仍是怙恶不悛。面对死亡大义凛然，是对真理的坚持；死不悔改的人也同样坚守着他们的“真理”，不惜用生命来捍卫他们从一开始就有失偏颇的做人“标准”。

《时间》DVD碟封

那无边无际、缄默不语、永不静止的东西就叫做时间；它匆匆流逝、奔腾而去，既迅速又宁静；它就像是把一切都包含在内的大海的潮汐，而我们和整个世界就像是游浮在它上面的薄雾；它就像是个幽灵，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这确确实实地永远是一个奇迹，是一种使我们哑口无言的事物。

——托马斯·卡莱尔（题记）

不喜欢金基德，因为不喜欢偏执；但并不排斥他，至少他的电影于我是无害的。《漂流欲室》只留给我一个关于鱼钩与女人阴道的记忆，其血肉模糊的画面，让我始终无法把二者放在一起来思考，更别说在二者之间建立什么形而上的联系。——事实上用“形而上”这个词有点抬举金基德了，他一直用一种错误的哲学扼住我们的喉咙，让我们不得呼吸。不过，相对于之前使我愤懑的《空房间》（居然是最卖座的）和叫人喘不过气的《呼吸》，《时间》算是个例外。当然，偏执的痼疾是一贯的，只是在《时间》里，金基德也不妨“磅礴大气”（不尽达其本义）了一回。

将雕塑公园置于海边，让凝固了瞬间之美的雕塑（对“时间”的哲学思考）与循环往复的海水潮汐（“时间”的自然属性）相对峙，称得上是一种绝妙的隐喻：爱情能否战胜时间？影片中那座雕塑公园，便是男女主角爱情的见证（照片将人与雕塑融为一体）。——那一尊尊似乎要将时间凝固的美妙绝伦的雕塑，在大海潮汐的日久磨蚀下，终将于时间之流的永恒绵延中慢慢消逝；同样，美人迟暮，岁月蹉跎，何止雕塑，何止生命，甚至爱情——这神圣的精神尤物，也终究无法摆脱逝者如斯的悲情宿命。那么，面对宇宙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面对时间之矢的永恒在场，面对金基德冷酷甚至残酷的偏执，我们惟有仄身于哑口无言的失语之境（影片中男主角房间里的电脑屏幕上不时出现《空房间》的画面）。

然而《时间》里的人物并不失语——这在金基德电影主题的承继上不免前后颠倒（从这一角度讲，《时间》本应在《空房间》之前，秉承“希望—绝望—失语”主题连贯性的升华）——应该说，热恋着的人从不失语。但，无论失语与否，金基德的人物总是疯狂的。把智宇和世喜这对年轻恋人置于韩国整容的大背景下，他们很难不疯狂。而女人又总是最疯狂的：为了留住热恋的美好（承认男人对女人身体的厌倦），与男友相恋两年的世喜突然失踪（分离是为了想念，创造磨难只为检验爱情的纯度。正如：对待朋友，有困难要帮，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帮；对于美人，有危险要救，没有危险制造危险也要救），来到美容院整容（雕刻于脸上的美好瞬间能否将那永恒之爱留住？不如就叫《脸》——台湾版译名《谎颜》有道德评判之嫌，《时间》则太空太大——抑或叫《雕塑》）。半年之后，世喜带着一张全新的脸重又回到男友智宇身边，并以陌生人的身份再度诱惑智宇，使其迷恋于变脸后的自己。然而，当智宇真如她所愿与思喜（全新的自己）在一起特别是上床之后，她又陷入了一种更为艰难的境地：她是希望智宇继续沉湎于与世喜的旧日恋情，还是希望他忘记旧爱并爱上思喜也就是现在的自己？这个问题从她踏进手术室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无解的。她找不到答案，所以她更加痛苦，她不知道她到底是应该继续扮演思喜，还是做回世喜。无论如何，她已经没有丝毫选择的自由与权利了。她没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她合该受此劫难。全身而退是不可能了，矛盾激化到如此地步，也只能拼死一搏。于是，她决定做回世喜。可偏偏智宇知道真相后，盛怒之下也去换了张脸。这下算是扯平了。于是，她等。她寻找。她最终看到了车轮下那张血肉模糊的脸。

这张脸到底是不是智宇的新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和我们的女主角应当由此而警醒。但我们的导演就是不让我们舒服——保持道德的中立，我以为并不能成就一个导演的伟大——本以为世喜（还是思喜？）会就此疯掉（作为疯狂的报应，这也许是最完好的结局），或者在疯掉之前冲进美容院干掉那个整容医生（这难免会引起韩国美容界对金基德的强烈不满，但至少她应该砸了那家店），谁成想她死性不该又换了张脸。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补充一句：成贤娥的表演还是相当精彩的。）

还要补充几句：偏执之人往往不长记性，而且死不悔改。对于这种人，没有任何教化的必要，因为他们始终掌握着一套也许比你那套哲学更为丰富的理论。甚至那些因爱生恨的偏执狂，往往还有着极高的智商，他们陶醉于报复的快感之中，虚度着并不美丽的人生。只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始终忘记了一点：智商不等于智慧，一切无视自然界规律、有违天理伦常之物事，终将为宇宙最伟大之神——时间所淘汰。

PS.海报及剧照

《时间》韩国海报

《时间》日本海报

《时间》意大利海报

《时间》西班牙海报

《时间》香港海报

《时间》剧照

宿命，就是相信过去，质疑未来。未来充满一切可能性，一旦成为历史，即是一个人的宿命。与命运抗争，亦即挑战未来的一切可能性。那些把过去与未来混为一谈的人，也只能永远活在过去，虽然，在形式上，他们与速度结下不解之缘。快或慢，皆为极端。

针对藏独与北京奥运，西方国家这次之所以冒着与中国树敌的危险、如此团结一致地跟中国政府与人民过不去，拨开其政治干预的表面文章来看，实质上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说支持藏独和扰乱北京奥运只是一个幌子，那么西方国家这么做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目前经济陷入衰退期的西方国家无非是见不得经济日益崛起的中国更加昌盛发达。就像我们总是见不得自己的同事甚至朋友比自己挣钱多。（然而这个“多”是有限的，如果“多”到一定程度，我们即使“见不得”，也要调整策略，对其毕恭毕敬了。就像今日的美国之所以在世界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正因为美国的钱已经多到了一定的程度。）这样看来，西方国家此举真正的目的不是西藏（他们明知中国政府即使动用武力也绝不会放弃西藏），也不是奥运（他们扰乱或者拒绝参加北京奥运最多中国政府丢点面子），而是一种嫉妒心理在作怪，其最终目的乃是让中国人民为他们国家的经济衰退“买单”。所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时时刻刻不能动摇。否则，经济垮了，一切就都垮了，而这正是西方国家所愿意看到的，因为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的经济面临衰退，他们趁虚而入，其经济的复苏和振兴也就为期不远了。——“物质第一性”决定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其实质永远是金钱与经济的较量。

然而，藏独分子对奥运圣火传递的破坏，特别是国际上某些国家对藏独分子的支持，伤害了所有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所以，“支持北京奥运、祝愿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便成了全体华人一致的呼声。甚至“抵制法国货，不去家乐福”的口号迅速传播开来。作为中国人，我们理应支持这种爱国的呼声。然历史上从不缺少爱凑热闹的滥竽充数者，他们像红卫兵一样情绪高涨，不知道如果哪天家乐福突然搞起让利活动，所有商品均可免费限时抢购，他们会不会是冲在最前面的人？我觉得，“爱国”这两个字，不是说说就能证明你是爱国的。一个爱国的人，首先必须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言行始终保持一致的人，而绝不是一个假大空的愤青。若真打起仗来，你能第一个踊跃参军，面对敌人的刀枪，你能第一个冲锋陷阵，这个时候即使你不说自己是爱国的，你也确确实实是爱国的。

当前形势下，最要紧的是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努力发展国民经济。只要我们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全世界都会支持中国奥运反对藏独。当年的“9·11”事件后，有哪个国家不表示支持美国政府、反对恐怖势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一如人际交往般现实：你没有钱，人人看不起你，而一旦你有了钱，人人都会巴结你。2008年，对我来说是关键的一年，对中国政府甚至对全国人民来说，也是关键的一年。诚然，发出爱国呼声是必要的，而面对当前的局势，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去努力工作，艰苦朴素的同时使劲赚钱——最好是尽其所能赚外国人的钱，而不是整天空喊口号，甚至在美国微软公司的MSN上呼吁“爱我中华”的时候，还用英文将“中国”书写成“CHINA”。

陈希我是我喜欢的小说家。台湾版《冒犯书》被福州海关查扣，实在是意料中事。2005年，时为编辑的我曾逐字读过这本书不下三遍，当时它的名字是《变态之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本书于我所在的文化公司最终未能出版。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了删节版的《冒犯书》（删掉了其中一个中篇《我爱我妈》，又名《遮蔽》，以及诸多所谓的“淫秽”情节），接着，台湾宝瓶文化出版了未经删节的繁体版《冒犯书》。

《冒犯书》相继在大陆及台湾出版，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我为陈希我感到高兴，往大了说，为中国文学深感欣慰。从《变态之门》到《冒犯书》，这本书的出版可谓历尽艰辛。然而好事多磨，《冒犯书》的最终出版，说明它的生命力是有目共睹的。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其出版印行的艰难乃至屡次遭禁的现实，恰恰印证了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古往今来所有伟大的作品，无不经受多舛的命运。或许，这也是众多遭禁作家仅有的一丝欣慰，在文学已死的今天，更是文学爱好者绝望中的希望。

我以为，凡是读过陈希我的人都不会否认：他的小说直逼现实，道出了这个浮躁社会中生活的真相。陈希我的中篇小说集《冒犯书》，叙述的仅仅是一种存在，或说是一种可能性——存在的可能性，而与“淫秽”毫不沾边。将这部作品中的性描写等同于那些低劣的文学作品（事实上它们根本算不上是文学作品）中真正以刺激读者感官为目的的性描写的人，首先是不懂文学的——海关查扣文学作品，这本身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其次，他们在向天下人表明自己无知的同时，必然破坏了文学创作所赖以生存的自由空间（这恰恰是文学得以枝繁叶茂的宝贵土壤），打击了创作者创作的积极性，并最终动摇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南怀谨先生说：“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同样，一个只知扼杀真正文学而不去抵制那些低俗文学的国家，显然是危险的。

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细读《冒犯书》，只是抱着一定的目的翻阅查找一些“精彩”的片断，借助这些片断，他们断章取义，以使查扣之举名正言顺、堂而皇之。毕竟，他们就是干这个的，就像警察如果不抓人那就不叫警察——且不论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同样，电审机构对某些影片的查禁是其职责所在，只是，广电总局的人至少还是懂电影的，甚至比一般的影评人更懂电影（不然何以敏感地搜集到诸多“当禁之处”？）。我不能明白的是，海关人员何以越俎代庖，染指出版物审查事宜，以“涉嫌淫秽作品，禁止入境”为由查扣此书？

何谓“淫秽”，陈希我究竟“冒犯”了谁？在我看来，《冒犯书》无非是冒犯了这个社会上的某种规则——在这种规则下，人们想方设法不使自己看到生活的真相，如此以来，他们便以为自己是幸福的，或至少是和谐的。而陈希我恰恰冒犯了这个规则——他不仅使人们看到了生活的真相，并且告诉人们：这种存在之可能性远大于现实的可能性——进而冒犯了人的灵魂。这可是不小的“罪过”，罪同哥白尼、布鲁诺。因此，“淫秽”这个词有了新的能指：一切真实之物皆为“淫秽”。（性欲、排泄物、死亡……正如乔治·巴塔耶所说的那样，“我们不知道，是这些我们所来自的污物本身不堪入目，还是因为我们来自这些污物，我们觉得它们不堪入目”？）——这是时代的“进步”，文明必须将其“纳入黑夜，让它在黑夜中掩人耳目”。

陈希我的小说，从语言到思想，都是美的。因其真，所以美。读他的小说——正如读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性爱描写——不但不会感到不适，反而会为其感动。我一直以为：如果台湾导演蔡明亮读了陈希我的小说（尤其是那篇《遮蔽》），定然会萌生创作的冲动，拍出一部震撼整个电影界的经典之作。当然，这样一部影片，也必定难逃被查禁的厄运。但我们应当相信：好的作品是永远禁不毁的，反而在其曲折而漫长的禁毁过程中，当会因其禁毁而更加熠熠生辉！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正如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适用于一切阶级社会，让·雷诺阿的《游戏规则》之所以成为不朽的经典，也正在于它所讲述的政治潜规则，暗合于一切社会形态。